正是因为有些灾难是不期而至的，所以应急机制成了减少损失的关键。污染、地震等与传染病、海啸台风还不尽相同，它们更突然、更直接、破坏性更大。它们亦同全球时代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纠纷、领土纷争不同，因为这些纠纷毕竟可以通过政治家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判解决。而在地震等自然灾害面前，人类事先无从寻找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对象，因为人们面对的是无生命的大自然。然而，怨天尤人也并不是解决方法，人们需要良好的应急与救援机制来解决现实的问题。

　　目前灾区的工作重点依然是救人，在应急与救援方面，政府与社会领域应该产生一股良好的合力，从现实来看，这种合力已经初步展现出来。政府以迅速的动员能力主导了这场救灾行动，无论是国家领导，还是军队以及各级部门，都体现出了一种对人性和生命的尊重、对灾区民众的关怀与体恤。

　　社会领域，中国内地的30多万NGO组织中的很多成员也很活跃，它们主要是靠组织捐款捐物参与救援行动。据相关报道，中国红十字会迄今已募款人民币1.80亿元。另外，香港的救灾组织香港红十字会、香港世界宣明会、香港乐施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救世军等也在积极组织捐款。美国的国际心连心组织也赶赴灾区，为灾区带来了救护用品等。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认为，目前中国的NGO机构比较小，灵活性强，应对突发事件反应迅速。灾害发生后，他们能够马上组织捐款捐物和动员志愿者。事实也是如此，NGO是自下而上的，正好可以成为政府自上而下救援的补充，如能够有更多专业的NGO赶赴现场参加救援，必定会与政府救援形成合力。目前来看，我国的NGO在捐款捐物方面已经取得过不少成绩，今后还需培育一些专业性更强的NGO，或是让现有的NGO在灾害面前更加强大以及更加专业，并且，在灾害发生后能有更多的NGO得以最快速度直接赶赴现场参加救援。国外的NGO已成为救灾中的重要力量，比如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首选合作对象就是美国红十字会，而全美700多个红十字会站点要求在灾后两小时内到达现场，提供避难所、食品、卫生和心理上的帮助。

　　有目共睹的是，SARS之后，中国的NGO在不断成熟。在日后的四川灾区家园重建与震后人们的心理安抚，甚至于今后常态下人们的防震演练、防震心理的培育方面，社会领域(主要是NGO)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NGO可以在地震多发区开展风险教育，进行地震演练，加强预警，尤其是培养人们在灾难面前的坚强心理、自救意识以及共济意识。其实，NGO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人们的一种提醒：共济、互助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改革政府的目标之一便是将一些属于社会或市场的权力进行下放，公民社会的培育也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经之路。社会领域的不断成熟，合理有序地参与一些公共事务，对于国家来讲是有益的。就系统的应急与救援机制来看，不断有序、合理地引入社会领域的救助机制非常必要，发挥民间社会的自我救助功能也是应急管理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此次救灾亦能成为我国应急与救援机制进一步完善的一个良好契机。

（作者：祝乃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