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到，自2003年开始调控经济过热以来，法定准备金率共上调了17次，已经成为货币政策的常规手段；而在实践中，其优点和缺点也更加突出。

　　作为优点来讲，准备金率政策是央行完全拥有自主权的，调节起来很容易，而且对货币供应量作用迅速，并且能够影响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而作为缺点来看，主要是现有制度本身存在的不足，弱化了准备金率政策的货币紧缩功能。

　　我国的准备金制度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法定准备金无法用于日常清算结算，因此，商业银行必须保持一定的超额准备金。在此背景下，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例如，假设法定准备金率是16％，超额准备金率为2％，在极端情况下，提高0.5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可能选择超额存款准备金从2％降低到1.5％，不会改变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总比例，也就对银行信贷规模和流动性影响有限，所以我们常看到的、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冻结”资金，也只是理论上存在的。

　　另一方面，我国对准备金都支付利息，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为1.89％，超额准备金利率为0.99％。这样，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实际上有利于吸存成本低的大银行，打击了许多中小银行。不仅降低了政策调控对商业银行的“切肤之痛”，而且不利于银行业务发展模式的转变。

　　另外，金融创新的发展和金融脱媒的加剧，使更多的资金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这也使准备金率政策对流动性的作用不断降低。事实上，2007年以来频繁上调法定准备金率，既表明政策有效性在弱化，也说明市场对政策也已接近“麻木”状态。

　　那么，既然准备率政策作用有限，为什么还要经常使用呢？在更大程度上，央行还是要发挥其“符号”作用，表明从紧的货币政策姿态。本次上调法定准备金率，直接目的应是针对一季度外汇储备超预期增长，所带来的流动性压力。选择在CPI公布之时出台，只是为了表明央行反通胀的决心，以稳定通胀预期。

　　然而要注意到的是，到今年3月底国有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已降至1.5％，为2005年以来的最低点，这表明法定准备金率作为“符号”政策的空间已经缩小。如果进一步挤压超额准备金，那么其“双刃剑”作用就开始显现。而对央行通过调整准备金率把对冲成本向银行转嫁的意图，银行的态度也会从暧昧甚至欢迎，逐渐转向反对，这也是西方国家不敢轻易动准备金率的原因。

　　应该说，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产生，更多是基于供给面和实体经济的原因，对基于总需求调控的货币政策，不能抱有太大的期望。同时，在国际热钱涌入、经济下滑等问题的纠缠下，利率、信贷控制等政策也难以运用。对此，在强化财政等其他政策的反通胀职责同时，一方面通过完善准备金制度来增强实际政策效果，另一方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外汇储备职能从央行的脱钩等，才能使利率等工具逐渐成为体现货币政策“符号”作用的主体。

（作者：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