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目前，仅四川地区就已造成近万人死亡。这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来，国内最为严重的一次地震灾害。这一天，成千上万人再也看不到当晚的星空，明日的太阳；这一天，全国人民感受到的不仅是物理上的震动，更是心灵上巨大的悲怆。

　　然而，灾难面前不容许我们陷入无尽的哀伤。现在最为紧要的是，发动一切力量搜救受灾民众，不惜一切代价与死亡抢时间。在这场灾难面前，生命高于一切，没有什么比抢救民众生命安全更为重要。当前所有救灾工作的核心，必须围绕这一目标展开。要知道，此时不知有多少人，正被压在钢筋水泥、木头砖瓦下，不知有多少家庭正在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特别是，由于地震发生在下午，学校都在上课时间，有些地方因为学校发生垮塌，学生被掩埋在建筑下。在这样的时刻，只要抢得一秒钟，就意味着多给待援民众减少一分痛苦。

　　这次地震发生后，有关方面迅速发布信息，及时测定震中位置，为救灾工作的开展抢得了先机。获悉震情后，温总理更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对迅速、有序开展抗震救灾工作起到了重大作用。正如温总理所言，在灾害面前最重要的是镇定、信心、勇气和强有力的指挥。这就要求，震区党政领导绝不能慌乱，而要及时、合理地制定抗震救灾措施，迅速组织人员和物资投入这场生死搏斗之中。因为在这时候，民众首先看的是政府的表现。只要政府部门高速有效、有条不紊地展开工作，就是给当地民众最好的镇定剂。

　　在灾难面前，政府部门还需怀抱信心和勇气。这种信心和勇气，不单体现在与自然灾害抗争的斗志上，更需站在高瞻远瞩的科学立场上对待各项抗震救灾工作。比如震情甫发之时，传言和不安情绪乃正常的、普遍的社会表现。对此，有关部门要做的就是坚持信息公开，让公众了解实情。这样的话，各种传言自会很快消散，社会情绪也会回归理性。而如果不是坚持信息公开，不是秉持实事求是精神，任何带有不客观因素的“辟谣”或“稳定民心”措施，反倒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社会疑虑。

　　这样说并非无的放矢。就有地方地震局一方面以“地震预报是世界性的难题”作为没能提前作出预报的理由，另一方面又轻率地表示该地“有底气，经得住考验”，甚至过于急切地告诉尚可能发生余震的震区（包括震中附近地区）民众，呆在房屋内“仍然安全”，“市民可在屋内休息”，等等。问题是，既然对提前预报没有把握，又何来如此明确的预期和信心？殊不知，民众的信心很大程度来源于政府高度负责的理性态度。只有让民众了解真相——而不是只告诉民众“好消息，政府与民众才能够站到一起，坦然面对不可预测的天灾，携手共度危难。事实上，从抗击非典等重大疫情中，上述理念和原则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验证。

　　历史的经验还告诉我们，要战胜这场特大地震灾害，除了要有必胜的信心和勇气，还需要周全细致的救灾方案，强有力的统一部署，并应及时作出自我检讨。翻查20世纪中国发生的几次地震灾害，就可看到不少值得反思和借鉴的地方。

　　首先是要充分预见救灾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种不利因素，及时安排预防和应对措施。

　　一旦发生地震灾害，震区马上会面临的就是停水、停电、通讯和道路中断等局面。这是几乎所有大地震的共同特点。如果不及时应对，必然给救援工作增加很大的困难。震区的气候和天气因素，往往也会影响救灾工作，甚至可能导致更多人员伤亡。比如1920年12月16日甘肃大地震，死亡人数多达20余万人，而许多人就是因严冬气候冻馁而死。（顺便提一下，这场巨大灾难迟迟才为外界所知，直到次年3月一位外籍人员前往考察并进行报道，北京的官员和其他省份的人们才了解那里发生的悲剧）据天气预报，未来三天四川大部多阴雨天气，这更为救援工作增加了极大难度，也就有必要“未雨绸缪”。

　　还有就是要防止灾后发生疫情。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是以往重大自然灾害的普遍特征。比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肠炎、痢疾迅速在震区蔓延，发病率比往年高出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所幸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此高度警惕，避开了瘟疫的魔影。疫情和震情一样具有强大杀伤力，必须及早安排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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