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深入思考化解粮食危机、实现粮价平稳的战略选择和最优路径。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市场的自发调节可以使粮食供求回归理想状态，而外部干预对化解粮食危机而言是不能奏效的。由于这种看法强调了市场的完全有效性和粮食的私人商品特征，因此可称为化解粮食危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路。需要警惕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思路隐含的一系列的前提假设，并不能获得经济现实的有力支持，因而可能会陷入“理论正确但现实危险”的境地。

　　假设一：粮食是一般商品，市场价格会发挥信号功能，通过调整粮食供求而使短期波动恢复到均衡状态。在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突出粮食的商品功能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粮食除具有商品特征之外，还具有特殊的生产、消费和流通特征。粮食生产通常是一个自然作用和经济作用相融合的过程，其所面临的自然风险相对更为突出，且粮食生产者往往难以通过专业化生产而获取分工经济；粮食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必需品或基本消费资料，其需求或消费随价格变化的幅度较小，且在恩格尔定律作用下，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通常难以引致粮食需求的显著增加；粮食生产具有季节性、周期性，生产不能随着价格波动而进行迅速调整。进一步地，粮食作为商品可被视为私人产品，但从特定区域来看，粮食危机却具有扩散效应和传染效应，这意味着粮食安全具有公共产品性质。

　　假设二：粮食生产者根据价格调整生产决策。然而，现实经济往往是：粮价持续走高并不是粮食产量增加的充分必要条件。特别是在中国，粮价持续走高如果不能引致粮农的收入增加和福利扩展，粮农不仅不会增加粮食生产投资，而且可能会出现“撂荒”以减少粮食种植的状况。这里的原因是：在人地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中国的粮食生产具有分散化、家庭型的显著特征，粮农的商品化程度较低，其依靠技术创新来提高粮食增产的能力较低、动力不足。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粮农与流通领域中具有垄断地位的粮食收购者相比，并不具有信息优势和定价优势，粮价上涨的好处并未充分惠及粮食生产者，而在农业生产资料购置中，粮农反而经常遭受具有垄断性质的农资提供者的“利益侵蚀”。如果考虑到粮食生产对农户的“社会保障”功能，则粮价走高不一定会刺激粮农增产，粮价走低也不一定会激励粮农减产。

　　假设三：市场的有效需求即为社会需求。然而，现实情形往往是：社会需求并不等于有效需求，社会需求体现了购买意愿，而有效需求要求同时具备购买意愿和支付能力。由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经济社会因素的制约，某些社会成员会因粮食获取能力不足而被“排除”在有效需求之外，由此粮食危机往往是社会成员未被赋予足够食物消费权利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指出导致粮食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粮食供给不足，而是食物获得和分配权利配置扭曲。在本轮粮价上涨中，需要特别警惕：在石油价格高涨的背景下，美欧等国纷纷将粮食转化为乙醇和生化柴油以形成对石油的接替，粮食市场更能灵敏地接受石油使用者———例如汽车车主的有效需求，而“屏蔽”了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对粮食的社会需要，在“富人的汽车和穷人的胃之间选择”的时候，“市场原教旨主义”给出的结果，显然在社会持续发展的意义上不是最优的。

　　假设四：市场主体对价格判断具有充分理性。然而，考虑到“硬件”和“软件”条件的制约，市场交易往往面临着极高的交易成本，如果考虑到不同利益主体的风险规避或收益获取偏好，则粮食市场中的信息和理性充分假设就显得更为脆弱。从时间的角度看，粮价上涨的背景下，个人、家庭或者国家的理性选择是买者囤粮、卖者抢粮，结果会加剧原本存在的粮食供求不平衡程度。从区域角度来看，多数国家往往是在一国范围内考虑粮食安全，而较少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应对粮食风险，并倾向于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置于经济利益之前。结果是：在本轮国际性的粮价上涨风潮中，主要粮食出口国，例如泰国、越南等主要稻米出口国，美国、加拿大等主要小麦出口国，美国、阿根廷等主要玉米出口国，巴西、美国等主要大豆出口国均倾向于采取惜售措施来减少国际粮食供给，而俄罗斯等主要粮食进口国采用进口补贴等措施增大国际粮食需求。这种国际间的“囚徒困境”会通过预期效应和传导效应而“放大”原有的粮食危机。

　　我国当前正处在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时期，现实经济与“市场原教旨主义”所刻画的理想粮食市场仍存在较大距离，因此，思考和解决粮食问题更应该从本土化条件出发。在这个意义上，斯蒂格利茨的警告：“中国真正的危险在于，有些人对市场过分热情，认为市场经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即我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实现粮价平稳和供求平衡战略中也具有启示意义。

　　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一定是市场调控和其他非市场力量之间的某种组合。首先要更有效地构建市场在配置粮食资源中的基础性地位，着力消解阻碍市场发挥作用的许多限制性条件。就中国而言，需要在组织方式创新和市场结构完善的基础上，不断提升粮农的市场交易能力，也需要在粮食期货市场、批发市场充分发育的背景下，逐步构建粮价有效形成和传导的机制等；第二要更有效地构建市场与其他非市场力量之间的组合机制，通过政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财政转移支付，来提升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取能力，同时，必须以世界粮农组织等为平台推动构建针对粮食危机的全球性治理机制等。

　　（作者单位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