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国际范围内还是在中国国内，粮食生产总量并未减少，相反近年全球粮食产量一直温和增长，2007年达到创纪录的21.3亿吨。同时全球人口也没有多大变化，亦即需求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有人说粮食危机是印度、中国等经济快速成长国家的中产阶级食物需求升级、人均消费量急速上升导致的。这也同样无法说明为什么在过去短短几个月里，粮价会发生如此巨大的上涨。

　　对此，经济学家其实早有共识：高通货膨胀绝大多数是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而不是由真实需求上升导致的。此前的黄金、去年的石油以及去年底以来的粮食价格上涨，其幅度都不是真实需求变动所能够解释的，明显是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恶果。而价格上涨从股票、房产、黄金等资产类商品，传递到石油等资源产品，最后到粮食等消费产品的过程，更清晰说明这是一场由货币供应过剩所推动的通货膨胀。因为，当大量冗余货币供应出现时，人们第一反应都是会将这些“用不掉”的钱拿去投资，首先是投资于股票、房产、黄金等，形成资产泡沫。这些资产泡沫积聚和破灭的过程会造成财富的大量集中，这过程中赚得盘满钵满的那些超级资本玩家们，便会转战石油等大宗资源产品。最后，大宗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会导致整个经济过程的生产成本上升，从而推动最终消费类产品如粮食的上涨。因此，一般而言，粮食等产品的上涨是通货膨胀末期的“补涨”阶段。

　　基于上述判断，我就有两个预言：第一点，这次粮价上涨是一次性的调整式上涨，也就是说，明年不会再有持续的粮价上涨。第二点我以前说过了，粮价“补涨”意味着这轮全球流动性过剩进入尾声。事实上，有些专家认为，以去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为标志，全球流动性过剩已经结束。我认为，如果应对不当，下一步全球金融体系甚至会出现拐点，进入一个流动性不足的时期。

　　以上扯了这么多，核心要旨是想说明：在经济高度金融化的21世纪，哪怕是最最基础性的、“民以食为天”的粮食问题，也和全球金融动向息息相关。问题在于，我国政府的个别管理者对此尚无认识。我国粮食政策的核心，至今无非一是要严格保护耕地，二是大搞国家储备粮制度。这两条措施不能说不对，但它们一旦遇上新型的、以金融危机为实质的“粮价”危机，就很难说有什么效果。

　　事实上，在经济高度金融化的前提下，如果还采用工业时代甚至农业时代的粮食政策，反而可能激化粮食危机。在种粮入不敷出时，农户会抛荒耕地。那么，农户种粮为什么会不赚钱呢？原因之一恰恰是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实际上被政府垄断，人为供应不足，地价节节攀升。这就导致了房地产业以及相关的城市建设行业片面繁荣。而这些行业恰恰是农民进城打工的主要部门之一。所以，土地供应越紧缺，房地产业越景气，农民进城打工就越容易，相对来说也就更加不愿意种地。与此同时，地价上升也使地方政府获得大量财政收入，有更多的钱大搞城市建设，使城市经济更繁荣，拉大城乡差距，这同样会刺激农民进城从而抛荒耕地。用金融的术语说，这就是资源错配使得资金片面流向房地产、城市建设以及公共财政等领域，而农业领域获得投资不足。

　　不仅仅我们官方的粮食政策没有考虑到金融时代的现实，我们一些经济学家片面“市场化”的倡议，也是脱离实际的。有些建议摆到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中国完全没有保护耕地、保障粮食自给之必要，认为可以依赖国际粮食市场，靠进口来解决粮食供应。这些建议的要害是没有意识到粮食本身是一项大宗交易产品，而粮食生产的周期性、其需求的强烈刚性，使得它成为国际金融资本投机的良好对象。最近的粮价危机就是绝好的实例。的确，从实体经济层面看，全球粮食供应不会出现大的危机。但在某一特定时期，粮价因金融投机而急剧上涨，有可能造成消费者普遍恐慌，出现人人囤粮的局面。此时，购买力较强的消费者群体就会“买光”本来属于较低收入人群的那部分口粮，造成低收入人群实实在在的“粮荒”。放在全球市场上，就是发达国家的居民将大量买走市场余粮，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就会发生严重粮食短缺。

　　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做呢？坦率地说，我也不知道答案。但我认为努力方向是明确的，就是要把现代金融制度和传统的粮食与耕地保障机制结合起来，使得我们的粮食供应系统既能抵抗传统的、因天灾等因素造成的粮食短缺，也能抵抗现代的、因金融等因素而导致的粮价危机。要做到这一点，国家管理者必须先开拓思路，并应当组织金融投资专家和农业专家共同研究，探讨出可行的方案。

　　（作者系国际商业顾问）

（作者：吴向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