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贪曾锦春竟用编织袋收现金？

　　多项社会调查表明，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民众最为关心的议题之一。近日，由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高官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研究》，以副部级以上高官的腐败案件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过去二十多年(1978——2002年)中查处案件特点和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揭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腐败的发展状况和反腐败斗争的变化情况，指出腐败滋生的制度根源，对促进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受到司法惩处的高官数量和严重程度都大幅度增加

　　从纪检机关查处的情况来看，前两个阶段(1992年之前)查处的高官腐败数量要远远大于1992年之后。根据中纪委在十四大上所作的报告，仅1987-1992年受到查处的省部级官员就达110人，其中1990-1992年为79人。但是从严重的腐败案件，也就是真正受到严厉的党纪、政纪处罚，甚至被司法机关判刑的高官数量，1992年之后大幅度增加。特别是受到司法机关判刑的人数，在我们案例库所收录的64件高官腐败案件中，有31件被移交到司法机关，并依法进行了宣判，另有4件案件尚未宣判。其中1992年之前只有5人被判刑，而1992年之后达到了26人。

　　从涉案金额上说，90年代查处的案件与80年代相比更是有大幅度提高。在1992年之前，在我们所统计的案例中，贪污、受贿等罪的涉案金额都没有达到10万，而1992年之后，在我们统计的37件案例中，有27件的涉案金额超过10万，其中12件超过100万，更有4件超过1000万元；在2000年之后发现的5件案例，涉案金额都超过100万。此外，查处腐败案件所直接挽回的经济损失也在迅速增加。这突出反映了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期查处的一些案件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往。

　　二、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成为腐败的高发期

　　在发案年份可以统计的54个样本中，有43件的开始作案时间在1988-1995年之间，成为腐败的多发期。这表明，尽管1989年《两高通告》宣示了中央严厉惩处腐败行为的决心，但是在这前后的相当一段长时间内，仍然是腐败的高发期。由此说明，只是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而没有同时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并不能有效地达到减少腐败行为的目的。

　　三、80年代国家部委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90年代沿海地区成为腐败高发带

　　我们的统计发现，在1992年之前，国家部委的腐败要案所占比重较高；90年代初期有所减少，但90年代中期开始又有显著增加。

　　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两个时期国家部委官员腐败行为的特点有所差异。在1992年之前主要是在自身体系内部腐败，特别是通过政府部门经商的方式涉足经济领域，利用审批权力谋取利益。在中央要求党政机关所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之后，这种腐败现象在逐渐减少。但是，1992年之后，又有一种新的腐败形式在国家部委中出现，就是高官与一些地方性的企业勾结在一起，利用手中掌握的行政权力，为这些企业谋取利益。如果说前一种腐败类型还是以单位腐败为主的话，后一种腐败基本上是这些政府官员个人的行为，自身直接从中获利。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我们统计的高官腐败案件中，其中有6起与金融部门有关，还有4起与企业股票上市有关，这些案件涉案金额都非常庞大，这突现了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中国的金融监管在90年代初、中期有很多的漏洞。

　　从地域分布来看，改革开放之后，沿海地区高官腐败的发案率稍高于内陆地区，但平均案值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在我们所统计的64起高官腐败案件中，北京最多，为7起，其中3起为中央直属的国有企业负责人；海南在沿海地区是最多的，为4起，广西、河北其次，为3起，广东、福建各2起，浙江、辽宁各1起，而江苏、上海、山东、天津等地1980年之后尚没有发现高官腐败案；就内地而言，江西、安徽、湖北、贵州、云南、重庆、青海、新疆各2起，湖南、四川、甘肃、宁夏各1起。相比较而言，沿海地区发案率稍高于内陆地区。但从案值来说，沿海和北京、云南等经济较为发达省份高官腐败的涉案金额明显高于内陆省份。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