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临近，围绕着“奥运政治化”、“奥运经贸化”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最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媒体和西方媒体的言论内容上。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如何了解外国、外国人如何了解中国都是由中国媒体和外国媒体共同铸就的。因此，中国媒体和外国媒体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关系到了中国同外国的友好情义，双方对媒体职业操守的遵守倾注了世界人民的情感。

　　然而，令人感到可惜的是，不管是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还是外国的媒体都对中国产生了不少的误解，这些误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中国政府的误解，另一方面是对中国人民的误解。我们应该通过交流和协商的方式澄清误解，以免影响奥运的顺利召开，造成不利于世界和平的消极后果 。

　　外国媒体对中国政府的误解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于近期来说，是对中国政府给予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政策的误解；于长期来说，则是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误读。

　　首先，于近期来说，外国媒体对中国政府给予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政策存在误解。为了满足外国记者在奥运会期间采访和报道的需求，2007年初开始执行的国务院477令即《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该规定从内容上明确地给予外国记者很大的采访权利，有利于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工作，除了极少数军事领域，外国记者在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在华采访报道北京奥运会及相关事项，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就可以进行采访和报道。另外，中国记者还给予了外国记者维护和救济自己权利的权利，外国记者在华期间如果发现哪个部门违犯该规定，可以向外国媒体管理部门（包括外事和外国媒体接待管理部门）投诉，通过投诉去救济自己的采访权利，解决采访中遇到的瓶颈。此外，中国政府制定特别政策以及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等措施来保证奥运会期间外国记者的良好工作条件。

　　维护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权利是中国政府的责任，更是外国人民了解中国以及评价奥运会的一个标准，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就曾经说过，媒体是一届奥运会成败与否的最终裁判。中国政府怎么可能在奥运比赛还没开始之前就和舆论“裁判”起冲突呢？

　　然而，我们也必须申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政府欢迎报道有关奥运和中国的发展的情况，但是必须如实，不能颠覆是非致中国人的感情不顾，致中国同其他国家的感情于不顾。现在的新闻是国家之间相互了解的主要渠道，是国家之间形成感情的基础，如果破坏了这个渠道就等于破坏了国家之间的感情。中国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就曾经说过：“现在的新闻，就是未来的历史。”违背事实真相报道有关中国的不实情况，不仅仅是影响中国同外国现在的感情，而且会在各国人民之间形成一种长期的误解，影响各国人民对历史真实的判断。对拉萨事件的报道，法国的一些媒体就做出了违背事实的报道，影响了法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更打击了中国人民对法国人民的情义。

　　其次，于长期来说，外国媒体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存在误读。中国的发展策略是“和平发展”，采用合理的方式为促进世界和平做贡献。外国记者往往看到中国的发展就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对外国的威胁，以“中国威胁论”误读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西方国家把中国的发展当作是“中国威胁论”，并且以此为基础处理同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上的关系，把中国当成假象的敌人，用差别待遇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早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就说过，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无论是从中国发展的过程，还是中国强大后所扮演的角色来说，“中国威胁论”都是没有根据的。中国的发展过程是和平性质的，不采取侵略的方式积累资本，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对外开放，与世界共同发展；中国发展以后是一支维护和平的多边主义力量，积极维护国家的公共利益，不对外扩张，不对外侵略，不采取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中国将以自己的发展来带动欠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将以国际法的合法方式促进国家争端的解决。中国的“和平发展”不是要向世界索取，而是向世界奉献，贡献自己的经济后劲和市场，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北京共识”比“华盛顿共识”更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此。正如邓小平先生所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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