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几个未经证实且被迅速澄清的传闻，竟然造成数百亿市值蒸发；据说有关部门已经介入了对再融资谣言事件的调查。面对谣言“罗生门”式产生的谜题，我们也许要从事实和历史之后探寻其真相。

　　各方助力谣言滋生

　　作为再融资风波的始作俑者，部分上市公司的决定也是符合其“理性”选择的。这有制度和技术两方面原因：一是部分公司治理结构仍存缺陷情况下的“扩张”冲动。我们看到，成为再融资风波主角的上市公司，多数是国有控股的大公司，说其行为背后有政府战略意图确实有些牵强，但却体现出了国有企业依靠股市“做大做强”的传统理念。同时这些公司的管理层仍然是“非职业经理人”，很多沿袭了国企的软预算扩张冲动，并未把公司市值纳入管理目标，自然会忽略股价下跌的风险。

　　技术层面，在从紧货币政策作用下，企业能够获得的间接融资支持普遍减少，而债券融资途径有限，便倾向于通过股市进行直接融资。股价较高时，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便相对较低，因此有再融资冲动。由于当前市场总体估值水平已较高，上市公司试图享受“最后盛宴”，避免市场形势逆转时难以融资。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部分机构投资者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市场控制能力。显然，牛市中成长起来的基金经理，往往过于相信筹码的威力，而忽视再融资这枚传统“熊市炸弹”的威力。同时，许多人也并未真正认清机构投资者之间、上市公司之间、监管者与其他政府部门间的复杂利益格局。因此，虽然拥有信息优势，但许多机构投资者也与散户一样，于再融资风波中遭遇“滑铁卢”，面临某些公司再融资的传言，机构也慌不择路地抛盘。在广大散户方面，股市长期低迷已使投资信心极度脆弱，而股市“谣言”往往会被证实成真。“半夜鸡叫”式的公信力丧失，增加了人们的恐惧感，放大了“羊群效应”。

　　而监管部门对再融资的管理理念和模式也存在问题。在政府依靠股市推进企业改革的整体思路下，监管者也不得不强调股市服务于企业再融资的功能，这客观上助长了“圈钱”思维。如果说在股改末期的再融资政策确实具有利好效应，但去年铺天盖地的增发、配股、转送股等再融资行为，不得不说有圈钱之嫌。在健全的股市中很多类似行为对上市公司是非理性的，在我国则大行其道，说明了监管体制、交易制度、上市公司选择等确实还存在问题。

　　监管者对再融资的门槛卡得不可谓不严，但却缺乏后续监管措施。事实上，多数国家对股市再融资都采取备案制，只要投资者接受，上市公司就可以进行融资，监管部门或交易所关注的是，是再融资信息的公开透明，以及对投资者和股东利益的保障，这恰恰是我们的监管空白区。纵观本次再融资谣言风波，信息披露不透明、虚假信息、内幕交易到处都有，使市场风险不断被放大。如有基金经理庆幸“在公告前因得知消息而及时出货”，这种在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会锒铛入狱的行为，我们却见怪不怪，只是叹息机会不公，这样的游戏规则就是不正常的。

　　面对现实对策才可客观

　　历史实践和经济学理论都说明，股市本身就是一个“非理性繁荣”的市场，把个人的恐惧和贪婪充分释放出来。去年底以来A股的调整，就把疯狂牛市所积累的弊端充分体现出来，再融资只是推动了这一过程，谣言传播则是放大了这一过程。要真正拨开迷雾，走出再融资“罗生门”，必须首先认清几个既成事实。

　　目前，股市“狂牛”已不复存在，这是投资者必须清醒认识到的。与经济周期一样，股市涨跌也很正常，但2007年初的疯狂上涨不可能再现。实际上，如果过于透支未来，股市发展便成为由“兴奋剂”支撑，不具有可持续性。在从“狂牛”向“慢牛”过渡时，股市大幅震荡经常会出现，不管这是由制度还是其他非公平因素造成，中小投资者都必须认识到这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要转变投资思维，更重视投资风险，主动保护自身利益。

　　促使股市彻底消除“政策市”、“消息市”的状态，才是避免股市波动放大的根本途径。股市的本质决定了其发展目标应该是公平和安全第一、效率第二，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合理公平的股市游戏规则最为重要，这不仅要求行政监管的进一步改革，更要求独立司法权对影响股市各种权力的约束和制衡。

　　努力把再融资从“圈钱”变为正常市场行为。对于国有控股公司，上市并非改革终点，应通过继续进行产权和治理结构改革，使其成为负责任的公众公司。另一方面，通过监管体制完善，也要避免其他各类公司再融资行为中的机会主义倾向。

　　作为管理者，监管者应该完善再融资的监管链条。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增加再融资程序中的公开和透明，并且与司法部门加强合作，严惩各类机构和个人的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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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涛)